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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傳》義利觀探析

            【摘 要】《左傳》反映了春秋時期真實、全面的歷史面貌,給予人們史料和精神價值。本文在界定義利觀基本概念的基礎上,分析《左傳》義利觀的類型,以“義”與“利”為出發點,結合具體歷史人物的社會環境、個性因素,從重義輕利、重利輕義、重義重利等三方面展開論述,并進一步探析《左傳》義利觀的成因,諸如國家的成敗興廢、百家爭鳴的社會背景,作者的思想,《左傳》與儒學的關系。同時,文章認為,《左傳》倡導的義利觀對后世義利觀相關的作品、觀念、行事風格等具有顯著影響。

            【關鍵詞】《左傳》;義利觀;影響

            一、引言

            《左傳》是一部歷史名著,真實全面地反映了春秋時期的歷史面貌,也為人們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價值。其主要篇幅是記載統治階級的活動,但并不單純地描寫貴族們的活動,而是敘述了整個社會矛盾。在大國兼并小國,國與國之間不斷的戰爭與外交中,呈現出各個人物獨特的“義利觀”,使《左傳》并不可以被簡單歸類為缺乏溫情、單純記錄的一部史書。

            中華文化在幾千年的流傳中擁有著強大的生命力,無數的文化瑰寶留存或流逝,義與利的關系問題卻始終經久不衰,在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倫理等方面產生重大影響。義利關系問題于春秋戰國時期首次形成交流浪潮,由于社會環境和已有思想的影響,義利觀不斷發展和完善,在《左傳》中體現出人物在不同選擇下折射出的義利觀念有待人們發掘分析,其中蘊含的人文價值對后世產生恒久的影響。

            二、《左傳》義利觀概況

            (一)義利觀的概念

            “義”和“利”的含義早在甲骨文中就有明確的解釋。這里以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從甲骨文的結構上解析“義”的意義為依據,認為“義”由“羊”和“我”組成?!把颉?,古同“祥”,是用于祭祀的動物,能夠代表吉祥,同時也有美、善的意思?!拔摇庇勺畛醯娜X長柄武器逐漸演化為“我伐羌”,代表第一人稱的意義。兩字組合,體現一種“威儀”,即“義,己之威儀也,從我從羊?!盵1]在籀文中也有寫法為“羊”與“弗”的上下組合,其中“羊”是美好善良的東西,而“弗”體現的意義為“不”,因此,此種寫法被解釋為:“自己不要美好的享受”。

            其規劃出的含義不僅僅表達一種籠統的高尚的道德與品行,更重要的是對自身修養和世界觀的新的認識。但總的來說“義”的含義歸于一種“合宜的”“恰如其分的”,引申指“公正合宜的言行”[2]。從而在人的道德上起到規范或限制人的行為的作用。與此同時,“利”也可以從甲骨文中追溯其意義,其由“刀”與“禾”組成,“刀”指的是農作時所使用的工具,“禾”指的是人民生產的農作物,組合起來指的是人們收獲農作物,又寓意著滿足人們生活需要的物質利益。這種須得同時滿足“合宜的”道德的“義”和符合人們利益要求的“利”相交融,為下文探析《左傳》中的義利觀做了詳實的預備。

            (二)《左傳》義利觀的類型

            “義利觀”從字面上理解來說,表現為道德與利益之間的關系,但在不同的環境背景下,義與利相組合碰撞出來的義利觀的含義和表現形式都不僅僅局限為一種含義或形式,而是表現為多種多樣的,從而能夠成為古往今來各個先哲名家富有智慧的辯論場所?!蹲髠鳌肥窃谥芷酵鯑|遷后,至春秋戰國之際,各諸侯國為維護各自的利益,以戰爭與外交為創作背景的,從這個角度上來說,“利”是大多數人的追求,是戰爭所要追逐的最終目的,而“義”與“利”的關系是否是一種確切的矛盾對立關系,還需從“義”與“利”的出發點去分析。從“個人利益”還是“國家利益”,為此“違背了義”,還是“仍能符合義”這幾個元素的組合來看,需要具體地結合《左傳》中不同的人物以及史實背景加以討論。受社會環境和諸子百家思想影響,本文從義與利的關系上將《左傳》中主要體現的義利觀初步分為以下三種:重義輕利、重利輕義、重義重利(不義不利暫不討論)。

            在《左傳》中雖然沒有直截了當地點明作者所主張的觀點,讀者卻可以根據人物對義利關系的選擇,結合人物最后命運走向來探究與該篇章相切合的義利觀念。首先,重義輕利是先秦儒家所倡導的義利觀念,在《鄭伯克段于鄢》中,鄭武公之妻武姜育有莊公和共叔段兩子,莊公寤生,武姜因此厭惡莊公,并希望共叔段成為世子。共叔段通過不義的方式拓展土地,并想要通過偷襲的方式獲得王權,不斷地滿足其貪得無厭的心理。顯然這種方式不合制度,是不義的,但合乎共叔段的個人利益。相對于共叔段,莊公體現出“重義輕利”的對立思想,文中莊公對于共叔段不斷擴大邊邑的做法回應道:“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庇纱丝梢?,莊公認為多行不義之事必定會招致災禍,走向滅亡。對君主不仁義,疏離兄弟情分,即使共叔段的土地日益擴大,也終將崩潰。其觀點傾向于“義”重于“利”,并將其體現在治國之道中。在《石蠟大義滅親》中,衛國的州吁殺了衛桓公,自己當上國君,這在石蠟看來屬于不義行為。石蠟不僅告知陳國人處置了州吁,還專門派自己的家臣在陳國殺了輔佐州吁的兒子石厚,由此可見石蠟對于不義之舉的痛恨,對擾亂秩序、犯上作亂行為的不齒。石蠟的行為體現他極其重視所獲得的利是否符合“正義性要求”,即是否符合道義,為天下人所承認,是否順理。正如孔子所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盵3]背離順理的事,最終便會招致禍患。由此可見,石蠟重“義”,并且明確了“利”的獲得要合乎情理,要順應道義,此為“重義輕利”的義利觀體現。再如《晉國驪姬之亂》,太子被驪姬陷害,恐有生命之憂患,卻不為自己爭辯。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彼J為自己沒有像驪姬一樣能使君王高興的能力,即使他知道不為自己申辯會招致什么樣的后果,但他依然堅守自己的做法。在古代注重慈孝、仁義至上的觀念環境中催生了太子的悲劇,是因為他把自己信奉的道德準則看得比生命還重要。太子重情義,對父親守孝道,看輕個人利益甚至是生命,是相對極端的“重義輕利”的人物。

            其次,與之相對的是“重利輕義”的價值觀取向。在《左傳》中呈現出以不義的方式獲取個人利益還是集體利益,取決于出發點的不同,但總體是由于對“義”的疏忽或輕視而背離了道德?!洱R桓公伐楚》中,齊桓公憑借“以眾此戰,誰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破”的強大軍事力量,帶領著諸侯國的部隊進攻蔡國,接著又攻打楚國。屈完與齊桓公談判“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眾,無所用之”,含蓄地指出齊桓公無故用武力征討的方式為不義之舉。齊桓公為利舍義,為利益搶奪、吞并小國,而不是為了真理、正義而戰。戰而無名,即使獲得戰爭的勝利,開疆拓土,也得不到百姓的信服與愛戴。這種“為利舍義”的征討最終以失敗告終,可見“利”的滿足需要“義”作為支撐與橋梁。在《宮之奇諫假道》中,晉國借路滅掉了吳國,又滅掉了虞國,這種吞食別國的做法對晉國來說無疑是有利的,桓叔和莊伯的后人對晉有威脅,至親的人威脅獻公尚且都要被殺掉,何況是一個國家呢?晉國的這種逐個吞食的做法不顧禮義廉恥,為了實際利益和好處,失去了人心和道義。此舉也同樣是“重利輕義”的義利觀的體現。眾所周知,“不義”之所以會被道德譴責,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不義之舉是建立在個人利益之上,與集體或他人的利益形成矛盾,并且為了個人利益,以不合宜的手段刻意破壞他人利益,因而顯得品行敗壞。這個角度可以在《伯州犁問囚》中尋得,公子圍同穿封戍守爭奪起來,伯州犁是這場紛爭的仲裁者。如果伯州犁所仲裁的結果并不公平公正,將直接影響事件的結果。伯州犁為達目的,做了一次不公正的裁定,使公子圍獲得了俘虜皇頡的功勞,單從這個角度上說,通過不義的方式獲取利益,是“重利輕義”的義利觀的體現。

            “重義重利”能夠很好的兼顧“重利輕義”和“重義輕利”,屬于一種較為全面的義利觀,通常利用正當的手段獲取利益,使得義利和諧共存。在《左傳》中也不乏這樣的例子。在《宋及楚平》一篇中,楚莊王收買解揚,希望他對宋人說晉國不來救宋國,解揚為了捍衛國家和百姓假意答應了卻沒有照做。楚莊王憤怒要處置解揚時,解揚的回復正體現出一種很明確的“重義重利”的義利觀:“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眹苤贫ㄕ_的命令就叫義,臣子能奉行叫信,信承載著義而推行就叫利。謀劃不丟掉利益,以此捍衛國家,這才是百姓的主人。在這個情節中解揚不顧生命危險為百姓而謀劃是重家國大義而輕視個人性命,捍衛了國家為舉國上下之利益而放棄個人利益。中國有著重視集體輕視個體,重視國家而輕視個人的淵源,這意味著封建社會的人們沒有任何自主意識,一切都要以國家為首,把國家作為考量的整體,從而忽視了個人價值。此為義利兼備,不僅體現出合宜的“義”,保全了“利”,甚至在“義”與“利”的沖突上放棄個人利益,體現集體利益。也就是說,“重義重利”并不表示一種利益與道義不能并存的狀態,“義”與“利”在一定的條件下可以相輔相成,互為條件。在《曹劌論戰》中,曹劌認為得民心首要是盡心盡力辦民事,“辦民事”是為了更好的“得民心”,也是實現“義”的手段與方式。盡管“得民心”帶有一定程度的功利主義色彩,是為了使百姓安居樂業從而積攢國力與齊國打戰,這是為了謀求國家利益。然而更深層次的是,國家昌盛為“辦民事”提供了更優渥的物質條件,從而構成了一個良性循環:義是為了利,利又成就義。

            、《左傳》義利觀的成因

            (一)社會環境因素

            1.義利觀的產生與義與利的受益對象有關

            在春秋時期社會動蕩的大背景下,《左傳》中義利觀念的產生原因要通過探討是否符合“義”以及“義”與“利”的受益對象,分析戰爭的正義性來獲得?!傲x”與“利”的關系并非簡單的人與人之間在所得資源與道德的約束下體現的對立關系,在那個年代《左傳》所要傳達的實際上是一個關乎國家興亡的政治問題。在先秦時期,烽煙戰火不斷,民不聊生,人口數量也驟降,因此,儒家學者提出了保民和重民的民本主張。太子晉在總結前代亡國之君的歷史教訓時說:“夫亡者豈繄無寵?皆黃、炎之后也。唯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殄滅無胤,至于今不祀?!币簿褪钦f,要在義的約束下使社會達至理想狀態,“保民”正是太子晉所要傳達的合乎要求的“義”,“民和”才是獲得神靈福佑的關鍵所在,從而有利于國家長治久安。孟子曰:“世道衰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君者而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這陳述的正是春秋時期周王室衰微,諸侯紛爭四起,社會矛盾尖銳,在原有的禮制遭到破壞時,人們在殘酷現實,觀念沖突的社會混亂下做出的有違常理的極端舉動。綜合太子晉和孟子的觀點來看,順應民生和合乎禮制這類服從于“義”的做法有利于國家長治久安之道。

            進一步闡述,當義與利的受益對象不同時,便有可能誕生出不同的義利觀念。從個人利益上說,不論是動蕩的還是相對安定的世道,君王只是人類社會一個最高的爵位,并不被誰所壟斷,國家的疆域也由國與國之間互相侵蝕,隨著國勢的強弱而蔓延或撤退。對權利的渴求促使君王們利用“天命所歸”與遵從神的旨意將不義之戰合理化,如果以個人利益為重去擁有“以其俱命于天,而王治五千里也”的權利,最終便形成一種重利輕義的觀念取向。王位和王權是天命所授予的,卻也只能是君王的責任而非權力,擁有上天賦予的責權的君王就該要履行治國安邦的責任,否則王位可能易主,君權也可“別授”??梢娞烀鶜w也同樣需要接受歷史的考量。同樣,在《公羊》中有一條關于“假”的春秋大義:“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專地也?!盵4]天下的土地都屬于周天子,諸侯不能所有,更不能私自交換。諸侯覬覦天子的土地,就是對天子利益的傷害,存有這種目的去爭奪來的土地都是不合法的,諸侯只不過是在替周天子暫守疆土罷了。但如果戰爭的出發點立足于維護周天子的疆土,對禮崩樂壞的反抗,其最終目的是結束社會動蕩,使國家處于穩定局面,使百姓得以安居樂業,使分封的諸侯國和王室共同建立一種“無僭越的”“正義合理的”政治共同體,那這便體現一種重義輕利或義利兼備的義利觀取向,是適宜的,能夠得到禮法上的肯定的取向。

            2.《左傳》的義利觀受百家爭鳴影響

            《左傳》是在春秋戰國時期,在劇烈的政治與社會變革之中的產物。隨著奴隸制的沒落和封建制度的興起,社會上各個不同的階級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代表人物相互爭鳴,傳播自己的學說。他們對自然、社會以及其他種種問題提出了見解,其思想與這個時期的政治經濟相吻合,具有著鮮明的時代烙印,并為《左傳》中的義利觀的形成創造有利條件。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的義利觀思想在混亂與繁復中分化發展,各家各派關于義與利的關系上,有相同的觀點,又存異于同,就如墨子在《尚同篇》中所言:“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盵5]各家各派的言論互相爭鳴,卻共同影響著春秋時期乃至后世的著書與文化。儒、墨、道、法四家在義與利的關系上雖各有偏重,但大致上是合乎道德,且有著教化民眾向上,對社會起凈化風氣的作用。依從儒、墨、道、法四大派別關于義利關系的思想觀點,在《左傳》中溯因,嘗試從中分類對應出可能的《左傳》中的義與利的關系。得出以下結果:

            《左傳》中類似于《曹劌論戰》體現的“義利兼備”的義利觀與墨子所強調的“兼相愛,交相利”有共通之處。墨子倡導在麗塔的同時能夠滿足雙方的利益需求,從而爭取所有人的合理利益?!凹嫦鄲邸本褪且环N愛他人,利他人的行為,在互利共贏中體現人與人之間的義,墨子講求將利放在義的前面,也是較早提出義與利應當相互關聯的人。在墨子看來,不再是單純的由“義”生“利”,且“利”也能成為判定行為是否與“義”相契合的標準,由此便誕生一種關注自身利益的功利的義利觀。使義與利互為條件,在一定的程度上沖擊了儒家“重義輕利”的思想傾向,在思維上比起儒家顯得更加可以調和,具有進步意義。

            《左傳》中“重義輕利”的觀念也能從老莊的思想中尋得源頭。將老莊合并起來看,老莊思想中所涉及的“義”的觀念追求的是天道,老莊對于當時的專制主義表現出否定的態度,在追求天道的思想中,強調實現人的個人價值,彰顯人的平等地位,反對為獲得少數人的“利”以不義的方式剝削大多數人的自由與平等。將老子和莊子的觀念分開來看,老子講求自然無為,其中卻并不是簡單的無所作為?!笆且允ト藶楦共粸槟?,故去彼取此。[6]”要做圣人,就要有自覺抵制誘惑與欲望的能力,這使人能與不合宜的“利”相隔離。我們可以從老子的思想中分析出,順應自然,就是順應道義,遵循自然法則,不破壞規律,是符合“義”的?!坝袨椤北囟ㄊ浅撤N目的去實施行動,無論其目的是什么,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了功利性。因而老子的“無為”體現出不圖利、不功利的一種價值取向。莊子的義利觀與老子最大的區別就是,莊子在強調珍愛生命的基礎上,追求一種超然于名利、財富的精神。他與老子都強調重義輕利,而在生命與利益的關系上,莊子認為為了身外之物去以生命為代價,是一件本末倒置的事情,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利”屬于非自然的范疇,要順應自然,以遵循自然,合乎“義”為基礎,“利”是“義”的增值。

            而在《左傳》中也存有著“重利輕義”的一類,他們往往是出于強大的利益驅動,通過不正義的途徑去獲得,從片面上看具有反面性質,是不符合道義,且起到一定的消極影響的。這一觀點在法家的商鞅、韓非子的思想中有所對應,他們便是重利輕義的典型代表,他們代表著利己主義,具有冷酷的理性思維,把利當做明面上可以稱量的東西,甚至拋棄仁義,大膽追求人的利益,肯定私利觀念,是與其他派別對立的“重利輕義”。韓非子主張“明法治,去私恩”,正如熊十力評論道:“憲令二者,總稱法,皆人主之所自出圣裁或集眾議而核定者?!盵7]不論是君主自出還是集眾議而定,最終結果的掌控者都是君主本身。韓非子以維護君主專制權利為目的,認為對于惡人進行道德說教沒有作用,應該明確法令,用刑法的方式起到改變社會風氣的作用,最終“夫令必行,禁必止”。朱貽庭也指出,韓非認為要人們做到“貴仁”是不太可能的,他所說的仁與義其實是臣服于君主的威嚴之下而被約束出來的一種行為,體現了極端的君主專制主義的要求。

            (二)作者觀念背景

            1.左丘明的主導思想

            《左傳》是為解《春秋》而作,對于當今的讀者來說,它也可以算是一部史書,作為一部史書而言,其表達的內容必然有客觀真實的部分,這部分獨立于作者思想之外,又交織著作者的思想于其中。由此可得,《左傳》中的義利觀除了受制于社會現實以外,同樣融合著作者于當下社會經濟的思想,與之有不可分割的密切關系。春秋時期生產力提高,社會結構發生變化,人的觀念也隨之改變,人們對“天明鬼神”既尊重又懷疑,由普遍的“重神”觀念轉向“重人”,國君首先要依照百姓的需求出發,神就會自然跟著降福,如果無視百姓的生存需要而只依照神明的旨意和君王的心意去施行政事,國家必然會滅亡。從民本這個角度上,左丘明的思想中已經有了 “利他人,利集體”,而非只強調個人利益的傾向了。通讀《左傳》,可以看出左丘明認為治國、征戰、個人修行都需要“德”。德之盛衰決定國家的興亡,如果不施行德治,百姓就會不和,國弱民貧,土地就會被別國蠶食。正因為德之盛衰決定國家興亡,所以需要以德治國,講求“義”。左丘明的思想是相互嵌套連接的,不是分割獨立的,是以德貫穿的,例如在征戰的思想上,《左傳》中提及了襄公所說的話:“在其君之德也?!睉馉幍膭儇撊Q于君王的仁德,無論戰爭的規模大小,左丘明都是以德為標準去評判戰爭的正義性。通過德行使戰爭的性質變得正義了,理直就會使軍隊氣壯,勝仗也是水到渠成的結果了。此外《左傳》中還倡導以德來雕塑個人修行,得以安身立命,如齊桓公作為霸主,施行禮儀,包攬民心,使得“邢遷如歸,衛人忘亡”。綜上所述,從左丘明的德治思想上可以剝離出他的義利觀,君王的品質是百姓品質的導向,一個國家舉國上下施行仁德,以德為先,就顯示出以“義”為導向而非以“利”為驅動的行為標準。

            2.左丘明與儒學的關系

            可以明確的是,左丘明十分推崇孔子的思想,在《左傳》中有這樣的根據:“《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圣人,誰能修之?”左丘明認為孔子著書使用語言簡明通達,表達意義精確微妙,窮盡仁義之理,實在是一位圣人。這就不難解釋《左傳》中為何多次使用孔子的言論作為評判是非的標準??鬃釉唬骸白笄鹈鲪u之,丘亦恥之”,可見左丘明在思想上與孔子頗有相似相通之處?!蹲髠鳌分械牧x利觀也受這種相同好惡的影響,具體體現為對“義”的推崇,對“利”獲取途徑的正當性要求,對儒家義利觀的繼承與演變。

            從之前的論述來看,可以推斷出左丘明與孔子之間存在著必然的聯系,其思想也有共通之處,本文從以下三個層面來試述原因。第一,從生活環境上來溯因,春秋末期是給予左丘明思想影響的生活背景,孔子正是生活在這個歷史動蕩變革的時代,宗法制崩壞,士階層興起,私學繁盛??鬃优c左丘明身處魯國,其思想深深根植著周公的主張??鬃拥摹叭收薄暗轮巍彼枷肷钍苤芄吧髁P”“保命”主張的影響,其“禮”的思想也聚焦于周公為周人所設立的立身基點,即“對禮的遵從”,且有立國之本的崇高地位。左丘明也深受魯國文化影響,在不知不覺中將所受魯文化的熏陶滲透在其著作中,與孔子有不謀而合之勢。第二,左丘明與孔子相互賞識,體現在左丘明所作《左傳》的目的是傳達孔子《春秋》的真實意義。從“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敝锌梢酝茢?,孔子門下弟子并非全部都可以理解孔子的思想學說,左丘明也為此憂慮孔子弟子會失去《春秋》的本義,因而親自著手著書,具體解釋《春秋》。在著書過程中,左丘明引用大量《詩》,查閱大量史料,其思想與孔子大致保持一致。第三,《左傳》中常常引用孔子所言,如“孔子曰”,“孔丘曰”,運用孔子的言論來批評或評價人物的行為,成為判定人物品行的標準,足以體現左丘明對孔子言論的肯定與熟悉,體現共同的思想和是非標準。

            《左傳》深受儒學影響,其義利觀念大部分體現為與儒家學派相似的重義輕利的義利觀念,包括了孔子、孟子、荀子三大思想家的儒家學派,對義利關系秉承著一脈相承的觀念,而又在承襲中有所偏重和演變??鬃又v求“不義且富貴,于我如浮云”,在義與利的關系上,孔子重視獲得財富的正當性,雖然并沒有直接否定財富,否定利益,但從孔子對顏回“一簞食,一瓢飲”簡樸行徑的高度贊揚上就能體現出孔子并不認為利大于義,且當義與利有明顯的對立沖突關系時,是被孔子的“重義輕利”觀念所排斥的。孟子在孔子的觀點上有所深化,將“重義輕利”進行得更徹底,孟子在《梁惠王上》明確提出自己“去利懷義”的義利觀,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8]認為如果上上下下都全心著眼于自己的利益,國家將面臨危難。提出在必要的情況下,為了使義能得其道,可以放棄生命,其“舍魚而取熊掌也”的觀點將義與利做了一個輕重上的權衡,把孔子的義利觀進一步深化。然而在不是非要涉及到性命的原則問題上,孟子也在一定的范圍內講求利,以求利民,維護民生,總體來說也是重義輕利的。荀子講求先義后利,他在義與利的關系上并不直接強調對立,而是將義與利看成制約關系,利在義的制約下,強調先后關系,在這個層面下,可以達到共贏。這與墨子所體現出來的“重義重利”的義利觀有著一些相似之處??傮w來說儒家學派的義利觀呈現出重義輕利的取向。

            、《左傳》義利觀對后世的影響

            (一)文學作品層面

            在《左傳》對重義輕利、義利兼備觀念的倡導下,這種義利觀在后世的流傳中體現在了各個時期或名家的作品中,也將義利問題作為規范人們道德與行為的準則問題,只是在觀念的繼承上,不是完完全全的照搬繼承,而是體現出時代特征的,符合新的文化需要的演變過的繼承。中國延續兩千多年的對于義利關系的辯論,是由春秋時期的“蘊利生孽”所開啟的全新思潮。義是利的立足點,當人們立足于義就可以有效避免盲目的追逐利,因此人們該由義生利,由義導利。自此義與利被納入倫理綱常的范疇,具有約束人們道德與品行的效力。此后隨著社會背景的變化發展,人們的思想觀念,以及對義與利關系的延至后世孟子的探析也越發豐富通達,再到董仲舒的“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至于二程和朱熹時,對“義利”持嚴謹的嚴辨態度,使義與利的關系走向更全面的思維角度,在少數情況下肯定個人利益,但義重于利,義貴于利的儒家“重義輕利”的思想主張仍占據主要地位,成為熏陶一代又一代人們,且被不斷保留的精粹文化?!凹魺羧挕闭荏w現這一點。特別是作品中關于“義”的內涵由維護統治者階級利益沉淀為贊揚人與人之間的忠義竭誠、濟貧扶危、涌泉相報等,將“合宜”的概念更加深化。以此為線索便可以在“剪燈三話”中探索《左傳》中的義利觀在流傳久遠的明代,體現出什么樣的變與不變,對該作品呈現的人物塑造與情感表達上的影響。從這個思路出發有利于我們明確地探析“三言二拍”中的義利觀,不難看出,“三言二拍”中的商人在選擇交易對象時對于對方是否具有誠信的品德十分看重,他們認為這是互相建立合作關系的基礎。商戶間合作時嚴守誠信,既體現了“義”,也維護了雙方的“利”,如《拍案驚奇》中,大客商張全早年向郭七郎借過一筆本錢,正逢郭七郎赴京索要,張全主動接待,不等對方開口便早已算好利息,誠摯交代道:“挈了重資,江湖上難走,又不可輕另托人,所以遲了幾年?!盵9]《左傳》對后世作品的影響同樣在《紅樓夢》中可以尋得蹤跡?!都t樓夢》刻畫了封建社會時期不同階級,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尖銳矛盾,體現著該時期人物所擁有的個人道德和對物質利益的愿望?!蹲髠鳌匪枷刖d延至今,對于《紅樓夢》中體現出來的義利觀具有一定影響,表現出一定程度的符合?!都t樓夢》產生于乾隆盛世,當時的封建制度已經非常成熟,榮國府擁有著大量家奴和土地,在這類體質下,不斷激化著義與利的沖突,作者在作品中通過對人物形象和行為的刻畫,描摹他們對于義與利的選擇,所體現出的正向義利觀正是《左傳》所宣揚的,作者在這種“重義輕利”的義利觀下揭露四大家族的腐敗沒落和悲慘的命運走向,認識到這種建立在封建社會宗法制和等級制的義利觀有害于人格獨立和人性自由的培養,與人人平等互利的和諧社會不相容恰。

            《左傳》中所宣揚的儒家義利觀思想與小說所契合,對人們義利觀的形成起影響作用。從政治的角度上看,包含著維護封建統治者XXX,安定百姓社會生活秩序的目的。在《左傳成公二年》中“禮以行義,義以生利,政之大節也”就體現出希望以“重義輕利”的思想觀念教化民眾,達到國泰民安的目的。儒家所倡導的義利觀認為不作奸犯科、犯上作亂,能維護社會的和平就是義的體現,實質上是在思想上強調了奴隸主經濟利益。因此破壞社會治安,作奸犯科就是不義。同時也認為人的名分等級有階層,占有財富的多少和對禮的享受與其等級相匹配,符合等級要求,對物質享受的追求就具有道德合理性,相反,違背禮義去謀求物質享受的行為是不具有道德合理性的。因此《左傳》所潛移默化的義利觀對后世的作品有著深遠的影響。

            (二)觀念意識層面

            《左傳》中體現出來的義利觀在歷史的長河中,逐漸滲透在后世的觀念中,由于中華文化具有與時俱進的特點,自私的、殘暴的觀念不適應和諧社會發展的需要,因此不被人們所宣揚??偟膩碚f,其中的“重義輕利”與“重義重利” (即“義利兼備”)成為兩種影響后世的義利觀。以儒家學派、董仲舒、朱熹等為代表的思想家們認為“義”的地位明顯高于“利”,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舍生取義”,董仲舒以三綱五常為封建倫理道德的核心,將人性分為仁氣和貪氣,認為仁氣是有利于封建倫理道德的因素,占主導地位,貪氣是人性中不利于封建倫理道德的因素,處于仁氣的相反面。在人性中,仁氣與義相對應,貪氣總是與利相關。只關注利益而輕視仁義的人難免會受到懲罰,看重仁義而輕視利益的人也必然會獲得相應的獎勵。董仲舒講求義與利兼有,且義重于利。值得一提的是,王安石對傳統的義利觀進行了新的解釋,首先,他認為“義”包括使國家繁榮昌盛,為百姓謀福祉,合理理財等方面,“利”有公、私之分。同時,王安石兼重義和利,并將其運用到變法主張中,顯示出實用的獨到之處。從這一點來看,王安石繼承了重義重利的義利觀,宣揚義和利應當統一,對明代時期思想家李贄“趨利避害”的義利觀有所啟發,為清代創辦了漳南書院的顏元所提倡的“經世致用”打下基礎。道家則走向另一個極點,講求無為而治,義利兼棄。王安石不盲從于二者,而是取其中庸,將義利統一。以墨家、宋明事功學派等為代表的思想家們認為“義”與“利”可以相互結合,共同擁有。比較而言,“重義輕利”是建立在維護統治者需求的目的上,強調個人對“義”的遵循,強調通過道德上的修養促使國泰明安,而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利”的作用;“義利兼備”是體現出較貼合人性需要又不違背倫理法則的一種義利觀,但局限在于當時的人們對“利”的闡釋較為單一,也并沒有提出真正科學合理的義利觀。但兩者均有其可取之處,在后世義利觀的完備過程中具有可貴的借鑒意義。

            (三)行事風格層面

            《左傳》義利觀,特別是以孔孟為代表的“重義輕利”的觀點,倡導的是一種滿足集體利益,成全個人的“義”,由此產生了強大的社會凝聚力。主張公利,強調集體的利益,為國家、民族、社會奉獻個人,使“大公無私”成為古往今來值得刻寫的美德。由此誕生的強大的凝聚力體現在中國人始終是處于一種渴望“合抱”的狀態,小到一個家庭,大到一個國家,時時刻刻都贊揚團結和睦,贊揚“讓利”于他人。強大的“義”的追求,將對“利”的追求一再降低,形成一種舍己為人,不畏艱苦,“摩頂放踵,利天下而為之”的奉獻精神,在善念的指引下激發出人性中的鐵血精神。這種鐵血精神催生出危亡時刻一位又一位正義凜然的英雄人物,從精神到人,再由人傳遞精神,世世代代,綿延不絕。例如最初墨家分離出來的一派“墨俠”,春秋戰國時期,周王室衰微,士階層興起,伴隨著諸侯之間爭權奪勢,俠客作為特殊的社會群體,武藝高強,正直灑脫,擁有“義”的執著,對“利”的灑脫,旨在建立一個和諧美好的社會,因而不難理解荀悅對于俠客有這樣的評價:“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盵10]俠客的形象始終和“義”相聯系,他們將守信作為自己的道德準則,信守承諾成為俠客的人格魅力,“忠”“義”“信”在俠客身上得到匯聚和體現。同樣具有這種鐵血精神的還有安史之亂中散盡家財抵抗反賊的顏真卿、誓死不降元的文天祥,以及放棄逃亡機會,為了喚醒中國百姓而主動尋求一死的譚嗣同等等,他們是真實存在的,是骨血里繼承了“重義輕利”觀念的偉大英雄。

            四、結語

            《左傳》義利觀探析以《左傳》為主要研究文本,將其中記錄的春秋戰國歷史事實作為依據,著力于解決兩個重要問題:一是大致將《左傳》中所體現的義利觀分類,二是揭示《左傳》中義利觀念的社會根據和思想依據?!爸亓x輕利”“義利兼備”“重利輕義”是《左傳》中體現出的三種義利觀念,但根據上文分析可以得出,作者與儒家思想有著深厚的淵源,受其影響,對于“輕義”的價值觀念并不加以贊揚。在中國傳統道德價值觀中,義利觀不僅構成核心主題,而且還是社會倫理的基本問題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義利觀成為人們所持有的價值評判標準,在社會生活中作為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導向。

            義利觀體現人們的價值觀,主要通過對“義”“利”的認識、義與利的關系來體現。通過初步探析承認中國傳統重義輕利的義利觀占據主流地位,同時擁有合理性和局限性,且兩者相互交織。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的功利行為都合乎道義,相反也不是所有的道義行為都會帶來功利。在有些時候為了滿足道義,甚至將抑制或者犧牲主體的利益作為條件。流傳至今的對“義”的尊崇和對“利”的合理要求,越來越兼顧多方面的需求,擁有更完善的意義?!蹲髠鳌分械牧x利觀在后世仍需完備,但其提供的思想借鑒意義不可否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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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傳》義利觀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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